遂初堂位于故宫宁寿宫花园第二进院落〔图一〕，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2019年的修复保护工程中，在遂初堂西梢间后檐床内侧发现墙面上有多层重叠裱糊痕迹〔图二，图三〕，科研人员对其实施揭取保护，并对各层糊饰制作材料、工艺及营缮历史加以研究。

图一    遂初堂在宁寿宫区的位置

图二   遂初堂西梢间后檐床现状

图三   遂初堂内裱糊残迹发现位置

糊饰残余面积不大，但各层结构和纹样均可完整辨认。现存残迹包括四个时期的重叠裱糊，四层依次叠压的面纸自上而下依次为：第一层（最表层）、第二层、第三层和第四层（最底层）〔图四〕。第四层面纸裱糊在底纸之上，底纸裱糊在麻灰地仗之上〔图五〕。

图四   四个时期依次叠压的面纸

图五   第四层面纸、 底纸和麻灰地仗

四层面纸均为蓝地樱花图案，但纹样造型和布局存在细微差别〔图六〕。第四层的樱花纹样造型最为细腻生动，花瓣先端有缺刻，有镂空的雄蕊，花朵分布疏密得当，错落有致。其余三层樱花纹样相对较为简化，花朵布局略显呆板。此外，各层花朵的颜色有深浅之别，第一层花朵颜色比其他三层更深；浅蓝地色也存在差异，第三层的饱和度明显高于其他三层。

图六   四层面纸的纹饰对比
1. 第一层面纸图案 2. 第二层面纸图案 3. 第三层面纸图案 4. 第四层面纸图案

由于四层面纸均为残片，无法确认原纸张尺寸，但其中有若干残片尚保存了单张面纸的完整边缘。经测量，第四层单张面纸一侧完整边长为28.5厘米，第三层则为26.5厘米；另一侧的边长均不明确。这说明各时期面纸的单张尺寸并不统一，也意味着每次制作时使用的印版尺寸存在差异。根据对第四层面纸基本单元图案的拼接复原，推测最早一次使用的印版尺寸约为横28.0厘米，纵38.5厘米〔图七〕。

图七   第四层面纸的基本单元（单张印版）图案复原

遂初堂裱糊面纸的装饰风格，在现存清宫壁纸中相当独特，无论樱花图案还是花朵的不规则构图，都近于日本装饰风格。需要注意的是，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的确多次出现用“倭子纸”作为裱糊材料的记载，二者有无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于“倭子纸”，迄今未见相关研究，这一词汇只零星出现于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并未在其他史料文献中发现更多解释性记载。可以确定的是，“倭子纸”是一种裱糊用的纸张。乾隆年间，养心殿西暖阁的槛墙就曾采用倭子纸糊饰：“养心殿西暖阁勤政殿并三希堂南窗户坎墙二堵，着用圆明园工程处库贮香色地银母金钱菊花纹倭子纸交造办处糊饰。”这则记载充分证明，倭子纸是清代皇家曾经使用的裱糊材料之一。

从名称推断，“倭子纸”当为某种日本进口纸张，也可能是仿照日本进口纸张的工艺或纹饰而制造的国产纸张。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矛盾——清初开放海禁后，外来朝贡和民间贸易均十分兴盛，内廷营造工程中使用舶来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这些舶来品又往往很快为本地工匠所仿制，不仅工艺材料相似，名称也常袭其旧。例如日本莳绘漆器进入清宫后，被称为“洋漆”，这种工艺很快为中国工匠掌握。康雍年间，造办处和江南工匠屡有仿制，所作器物或称“仿洋漆器”，或仍称“洋漆”。又如“高丽纸”，原为朝鲜半岛出产，是高丽国贡物，到乾隆年间，中国已能自行生产，但仍沿用“高丽纸”之名。

从造办处档案来看，乾隆年间宫中所用倭子纸例由三处织造（江宁、杭州、苏州）供应。乾隆五十年的一条档案记载：“着传与三处织造，年例呈进倭子纸不必呈进，俟传时再进。”可见倭子纸是由三处织造每年固定进呈的。

那么，这些倭子纸是经由浙海关进口还是国内生产的呢？有理由推测，至少在乾隆中后期，这一物料已经由国内工匠生产制造。因为从档案记载来看，此时宫中已经能够方便地实现按需定制。例如乾隆三十二年，内务府就为养心殿裱糊定制了一批倭子纸：“太监胡世杰交倭子纸一张，传旨着交萨载照样办造一千张送来，在养心殿信可乐也糊饰应用。”萨载是当时的松江知府，并代理苏州织造，因此也按例承担了办造倭子纸的任务。

乾隆五十二年，内务府要重行糊饰圆明园方壶胜境殿等处建筑，实地踏勘后，在支取维修所需物料的呈稿中，也要求定制倭子纸。《内务府档案》记载：“⋯⋯其高丽纸、连四纸、白本纸等照例行取应用⋯⋯惟查粉地倭子纸一项，库内无存，如买办应用，不但花纹模糊，而纸色不一，请行文交杭州织造照式办送三万张来，以便糊饰应用。”

以上两则档案均提及“照样办造”或“照式办送”，即定做一批指定颜色和花纹的倭子纸，这说明当时三处织造进呈的倭子纸很可能是由江南本地工匠自行制造的，生产周期和质量都相对可控，才有可能实现按工程需要随时定制。

就现存档案看来，有关“倭子纸”的记载集中出现在清中期档案里，很可能反映出这种纸在宫廷裱作中的应用时间。而倭子纸的应用范围，则主要集中在圆明园和紫禁城的宁寿宫区域。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造办处档案中，有多处明确提及宁寿宫区域的裱糊用料中包括“倭子纸”和“花倭子纸”。如嘉庆十二年的一份内务府造办处呈稿记载：“宁寿宫养性殿等处棚隔应糊饰骚青绢处，所着改糊花倭子纸。”又如嘉庆七年营造司档案载：“（宁寿宫）⋯⋯其内十九处殿座房间粘修油画裱糊、并各作搭做脚手架子等项，按例需用⋯⋯倭子纸四千八百八十四张。”

现存宁寿宫区建筑的糊饰中，具有日本美术风格元素的只有遂初堂一处，很可能就是档案中的“倭子纸”或“花倭子纸”。根据上述档案记载，当时宁寿宫区域使用此种纸张裱糊的建筑不止于遂初堂，还有养性殿等多座建筑，裱糊范围包括墙壁和顶棚。从纸张用量来看，使用范围一度相当可观，只是遂初堂这处糊饰成为了留存至今的唯一实物而已。

遂初堂的后三次裱糊，很可能都是按照初次裱糊所用的纸样“照式办送”的（而非直接提用库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四个时期面纸的纹样设计和颜色能基本保持一致，又在细节上存在差异。显然，每一次办造时，工匠都需要按照纸样重新刻版印刷。制作工艺和用料配方虽然能够代代传承，但不同工匠在技艺与审美上的差距，仍然导致雕版纹样在细节和艺术水准上存在差别。

现存清代文献档案中，并没有关于遂初堂糊饰制作时间的明确记载。但是，内务府档案中有关遂初堂内檐装修的数条零星记录，可以为糊饰的年代信息提供一些侧面证据。

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内务府来文中记载：“总管内务府大臣续传懿旨，遂初堂五间，改为四明一暗，西边作暗间，安后檐床，安床罩。”这说明遂初堂现存的西梢间后檐床，是光绪十八年这次修缮工程中添安的，之前并不存在。而此次发现的裱糊残迹，正位于被后檐床完全遮挡住的墙面上，只有将床移开才能看到，证明此处墙面糊饰的年代应当早于安设后檐床的时间。光绪十八年的这次修缮工程中显然不会再重做此处糊饰。那么，最后一层裱糊的时间必定早于光绪十八年。

裱糊的年代上限，无疑是遂初堂建成后首次内檐装修工程的时间。具体日期，可以从乾隆三十九年两淮盐政李质颖的一份奏折中找到线索：“又于三月二十四日，接奉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发到遂初堂内檐装修烫样一座、画样五张、营造尺一杆，寄字内开奉旨：著交两淮盐政李质颖成造。⋯⋯今已告成。奴才逐件细看包裹装船，于八月初一日开行，专差家人小心运送进京。”也就是说，遂初堂的内檐装修于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完成设计，并交江南成造；同年八月，制作完成并运送进京。由此推知，遂初堂室内糊饰的施工时间，当不早于乾隆三十九年。

到乾隆四十年，内务府奏销档中有“遂初堂改添板墙四槽，紫檀木镶门口二座”的记载，说明遂初堂的内檐装修工程此时仍在继续；西梢间的糊饰是否受到此次改添板墙的影响，不易作出明确推断。到了乾隆四十一年，内务府奏销档中提及：“宁寿宫新建养性殿、乐寿堂、颐和轩、景福宫、遂初堂、倦勤斋等座，应行安设帐幔、大褥、迎手、靠背、坐褥等项活计。”可知此时遂初堂的内檐装修已经完工，当然也包括糊饰在内。因此，遂初堂西梢间的第一次裱糊，应当完成于乾隆三十九年三月到乾隆四十一年五月之间。

对于其后的三次裱糊，档案中虽无直接记载，但也有迹可循。因为嘉庆和道光年间，宁寿宫西路（即遂初堂所在的宁寿宫花园）曾有过多次涉及裱作的修缮工程。

嘉庆二年，内务府营造司曾对宁寿宫西路建筑进行过一次粘修，档案载：“查验得宁寿宫之西路衍祺门等处，油画迸裂、糊饰咎绉、板墙线缝、墙身抹什、勾滴脱落等十九处计六十六项内：情形较重，现拟应修者四十三项；其情形较轻，尚属缓修者二十三项。⋯⋯”但此次领用物料清单里只有“二号高丽纸二百张、毛边纸五百张、连四纸三百张”，并无倭子纸。从物料来看，只是重做素白糊饰，而不涉及花纹面纸，因此，这次修缮应与遂初堂现存糊饰无关。

嘉庆七年，营造司再次修缮宁寿宫各处殿宇房间，同样涉及裱作：“⋯⋯其内十九处殿座房间粘修油画裱糊并各作搭做脚手架子等项，按例需用⋯⋯倭子纸四千八百八十四张，每百张银一两一钱⋯⋯裱匠七百六工，每工大制钱一百五十四文。”这次修缮规模较大，并明确提及用到“倭子纸四千八百八十四张”，因此极有可能包括遂初堂西梢间的第二次裱糊。

四年后（嘉庆十一年），宁寿宫工程处又对宁寿宫各殿宇作了一次修缮。但相关记载并未提及遂初堂。清宫内的糊饰通常在破损褪色后才需要重行裱糊见新，考虑到此时距遂初堂上次重做裱糊仅有四年，且这四年中遂初堂使用频率相当低，此次工程应当未涉及遂初堂糊饰。

嘉庆十七年九月，造办处对宁寿宫区重做裱糊，并于次年正月上报物料题销清单：“为嘉庆十七年九月初一日传：今为糊饰宁寿宫阅是楼、遂初堂等处殿内墙壁、窗户等项活计，共实用本库头号高丽纸四百五十六张，总计买办⋯⋯花倭子纸三十一刀六十二张，计银十五两四钱九分三厘。”

这一次的裱糊用料里也包括“花倭子纸”，很可能对应于遂初堂的第三次裱糊。这则档案中还明确记录了这种纸的价格，折合每张约银五厘。相较档案中提及的其他几种纸张，花倭子纸的价格大致居于中档。当然，从名称推测，价格较高的几种纸张很可能是由于其表面涂布了石青等较昂贵的矿物颜料。

嘉庆二十一年内务府也曾修缮宁寿宫西路，但并未涉及裱作，只包括木作、油作和瓦作等项。次年工程完竣的奏销钱粮清单中也未出现裱作物料或裱作工匠，可知这次修缮工程中也未重做遂初堂糊饰。

道光元年，宁寿宫区域又有一次裱糊工程，其中再次用到“倭子纸”：“今为糊饰宁寿宫养性殿寻沿书屋、遂初堂等处棚隔五十九方，墙壁八十九块，窗户四百三十九扇，槅扇一百二十八扇，帘架十六架，按例共用买办：抄子纸、本纸、倭子纸、苎布、白面等十五项，计银二百二两五钱八分一厘。⋯⋯”这很可能对应了遂初堂现存的第四次裱糊。

没有史料记载显示道光元年到光绪十八年间遂初堂有过任何内檐修缮工程。实际上，宁寿宫区域在此期间大体上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也无修缮必要。直到光绪十八年，内务府为庆祝慈禧六旬万寿庆典而大规模修缮宁寿宫区，遂初堂的内檐装修才重新得到修整。如前所述，此次修缮工程更改了西梢间的格局，故未对西梢间北墙重做裱糊。

综上，遂初堂现存四个时期的糊饰均为清中期遗物。其中，最早一次来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的始建工程，其余三次则分属嘉庆七年、嘉庆十七年和道光元年的三次修缮。

对遂初堂各层糊饰面纸的表面状况用光学显微镜作初步观察，可以看到，各层面纸表面形貌大体相似：浅蓝地色为小颗粒白色颜料和少量蓝色颜料的混合状态，同时还混有少量闪光颜料〔图八〕；而樱花位置则呈现片状半透明闪光颜料与橙红色颜料的混合状态〔图九〕。

图八   四个时期面纸地色表面形貌显微照片
可见光下， 100x

图九   四个时期面纸樱花图案表面形貌显微照片
可见光下， 100x

用于分析检测的颜料样品采集自四层面纸的地色和花朵位置，用于纤维检测的样品则分别采集自角层面纸和第四层底纸。各样品编号及取样位置见［表一］。

表一   遂初堂糊饰取样记录

本文对糊饰材料及工艺的分析检测从几个不同层面展开。首先通过剖面显微分析，初步了解各层糊饰的基本结构信息；在此基础上，联用偏光显微、SEM-EDS、XRD和拉曼光谱分析等多种方法，确定面纸表面颜料层的成分；同时，用荧光染色法鉴别胶结材料，并用偏光显微分析鉴定纸张纤维种类。

对于包含了全部四层面纸及底纸的样品SW-W，剖面显微照片显示，第一、二、三层糊饰仅含一层面纸及其上颜料层；第四层糊饰则包括一层面纸和两层底纸，底纸裱糊在地仗层上〔图十〕。这与宏观观察结果一致。

图十   样品SW-W的剖面显微照片（示四层糊饰整体显微结构）
1. 可见光下， 50x     2. UV光下， 50x

对四个时期的面纸样品分别进行剖面显微分析可以看到，四个时期的样品显微构造基本一致。各时期糊饰的基本构造均包括自下而上的三个层次：面纸层-浅蓝地色层－橙色樱花颜料层。

以典型样品SW-11的剖面为例〔图十一〕：厚约50微米的纸张层基本呈透明无色状态，其上方有一层与之紧密贴合的浅蓝色颜料层。也就是说，面纸的浅蓝地色是附着在纸张表层的。这说明其染色工艺并非浸染（古籍中称“拖染”），也非将染料直接掺入纸浆制成色纸，而是刷染。刷染是传统色纸加工技术之一：“用排笔上色，次叠上，务令色遍，勿使有白点。”即用排笔蘸颜料在纸上遍刷，令颜料均匀涂布在整个纸面上。

图十一   样品SW-1的剖面显微照片
上图为样品左半段， 有樱花图案位置；下图为样品右半段， 无樱花图案位置

在体视显微镜下观察樱花表面微观形貌可以看到，侧光下，各层樱花图案均存在明显凸起的一圈轮廓线，是颜料在边缘部位堆积导致的〔图十二〕。这证明樱花图案并非手工描绘，而是采用凸版印刷工艺印制。工匠先在凸版上涂刷颜料，而后将纸张覆盖在印版上，擦压纸面使颜料转印，这一过程导致颜料在纸面上被挤压至边缘部位，堆积出较高的厚度。此外，在面纸的搭口处，还存在一条与樱花同色的直线〔图十三〕，这是印版边缘压在纸面上留下的痕迹，也是凸版印刷的另一个证据。

图十二  四层面纸上轮廓凸起的樱花图案
侧光下， 10x

图十三    面纸搭接位置的印版边线

故宫博物院藏有若干种清代壁纸的木刻印版〔图十三〕，包括龟背锦夔龙、缠枝花卉、菊花、枫叶等多种图案，虽然其中没有能够与遂初堂裱糊面纸直接对应的印版，但也证明，以凸版印刷法制作壁纸是当时常用的工艺。

值得一提的是，遂初堂糊饰最下层的底纸并非直接裱糊在木板墙上，而是在板墙上先做一层麻灰地仗，这一做法正对应清代《内庭裱作则例》记载的“油灰上浆糨子一遍”，是清代早中期宫廷建筑裱糊的一种做法。乾隆年间供职造办处的官员舒文曾对圆明园方壶胜境的室内裱糊提出这样的施工建议：“楠木板墙收拾线缝，棚顶、纸板墙虫蛀处所，俱应用油灰泥饰，干透，再用蓁椒黄栢木鳖等熬水打糨，再行糊饰，方不致有再蛀之虞。”可见此种做法的意义是在木板墙和浆糊层之间做出一道隔离层，以预防虫蛀。

综上，遂初堂糊饰的基本工艺，是在本色纸上先遍刷浅蓝颜料，再用凸版印制橙色樱花图案，制作完成后裱糊上墙。乾隆时期的初次裱糊，是在木板墙上先做麻灰泥地仗一道，打磨光滑后裱底纸二层，其上再糊面纸；此外其他三次裱糊没有重做底纸和地仗，仅重新裱糊一层面纸。

遂初堂四个时期面纸的纹样和色彩大体相似，但颜料种类是否相同，仍需科学检测。

1. 樱花图案的颜料成分

对四层面纸上樱花图案颜料颗粒进行偏光显微分析，实验方法如下：将微量的颜料颗粒放置在载玻片上，充分分散后，用盖玻片覆盖，将熔融的热逆变封片剂渗入盖玻片和载玻片之间，冷却固化后，颜料颗粒即分散在封片剂中，完成样本制备。将样本分别在单偏光（PlanePolarized Light, PPL）下和正交偏光（Crossed Polarized Light, XPL）下观察拍照，根据光学显微特征，即可判断颜料成分。实验中使用的封片剂为Meltmount™ 热逆变封片剂，折射率（nD@ 25°C） 为1.662。

分析表明，四个时期樱花图案的红色颜料具有相同的光学显微特征，单偏光下呈不太鲜艳的土红色，颗粒大小不均，折射率大于1.662，正交偏光下未见双折射现象（Birefringence），由上述特征可判断其为氧化铁红（显色成分为Fe₂O₃）。氧化铁红是清代常用的红色颜料，在清代匠作则例中被称为“片红土”。白色颜料颗粒在单偏光下略呈半透明，颗粒粒径较小，边缘圆滑，折射率接近1.662，正交偏光下有强烈的双折射现象，由此判断其为碳酸钙颗粒。碳酸钙也是传统白色颜料，清代营造业中称为蛤粉。此外，样本中还有另一种颜料颗粒，单偏光下为透明或半透明无色晶体，有玻璃光泽，可见完全解理，折射率小于1.662，正交偏光下有较弱的双折射现象，符合云母类矿物的特征。也就是说，四个时期的樱花图案颜料成分均为片红土、云母和蛤粉三者的混合物〔图十四〕。遂初堂面纸中的片红土颜料呈暗橙红色，与蛤粉混合后得到较浅的橘粉色，再加入云母后，具有闪烁的光泽效果。

图十四    四层面纸中樱花颜料的偏光显微分析结果

1. SW-01（ 第一层面纸）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PPL，500x；2. SW-01（ 第一层面纸）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XPL，500x；3. SW-03（ 第二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PPL，500x；4. SW-03（ 第二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XPL，500x；5. SW-04（ 第三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PPL，500x；6. SW-04（ 第三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XPL，500x；7. SW-05（ 第四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PPL，500x；8. SW-05（ 第四层） 中的片红土和云母 XPL，500x

对样品SW-05（第四层）的XRD分析表明，樱花图案颜料的主要组成成分包括CaCO₃（蛤粉）、KAl₂（AlSi₃O₁₀）（F,OH）₂,（云母）、Mg₃Si₄O₁₀（OH）₂（滑石）和SiO₂（粘土），谱图中的纤维素来自样品中的纸张成分〔图十五〕。滑石是一种白色粉末，推测可能是作为填料加入颜料中使用的。对其他三层面纸樱花颜料样品的XRD分析也都得到相同的结果〔图十六，图十七，图十八〕。

图十五   SW-05（第四层）樱花颜料的XRD谱图

图十六    SW-04（第三层）樱花图案颜料的XRD谱图

图十七    SW-03（第二层）樱花颜料的XRD谱图

图十八   SW-01（第一层）樱花颜料的XRD谱图

SEM-EDS分析表明，樱花图案颜料的主要组成元素包含Fe、Mg、Si、Al、Ca、S、K、C、O等〔图十九，图二十〕。橙色颜料颗粒（SW-09-3）的主要组成元素是Fe和O〔图二十：1、2〕，来自片红土颜料的主要显色成分Fe₂O₃。而半透明薄片状物质（SW-09-5）的主要组成元素是Mg、Si、O和少量Ti〔图二十：3、4〕，表明其成分可能含有滑石和云母。Ti是云母中常见的微量元素。这也与XRD及偏光显微分析所得结果一致。

图十九   SW-01中樱花颜料层的SEM-EDS分析结果
1. 样品SW-01-1的检测位置 2. 样品SW-01-1的EDS谱图
3. 样品SW-01-2的EDS谱图 4. SW-07-3的检测位置 5. SW-07-3的EDS谱图

图二十   SW-09中樱花颜料层的SEM-EDS分析结果
1. SW-09-3的检测位置 2. SW-09-3的EDS谱图
3. SW-09-5的检测位置 4. SW-09-5的EDS谱图

2. 浅蓝地色的颜料成分

对四个时期的浅蓝地色颜料进行偏光显微分析，实验方法同前。偏光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蓝色颜料在单偏光下呈现略带半透明的深蓝色，颗粒边缘不清晰，呈团聚状，正交偏光下几乎完全消失，符合靛蓝颜料的光学显微特征；白色颜料特征与樱花图案中的白色颜料一致，同前文所述，判断其成分为碳酸钙，也就是清代匠作中的蛤粉〔图二十一〕。蛤粉与靛蓝颜料均匀混合后呈现浅蓝色。

图二十一    四层面纸上浅蓝地色颜料的偏光显微照片

1. 第一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PPL 500x；2. 第一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XPL 500x；3. 第二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PPL 500x；4. 第二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XPL 500x；5. 第三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PPL 500x；6. 第三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XPL 500x；7. 第四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PPL 500x；8. 第四层面纸中的靛蓝和蛤粉 XPL 500x

拉曼光谱分析表明，第二层、第四层面纸上的蓝色颜料在545^-1、599cm^-1、1580cm^-1附近出现特征峰，与标准谱图对比可知，符合靛蓝的特征峰〔图二十二〕。

图二十二   第二、 第四层面纸中靛蓝颜料的拉曼光谱分析结果
1. 第二层面纸蓝色颜料的拉曼谱图；2. 第四层面纸蓝色颜料的拉曼谱图；3. 靛蓝颜料的标准拉曼谱图

SEM-EDS分析表明，蓝色颜料层位置的主要组成元素为Ca、C、O，这与靛蓝及蛤粉的主要成分相符，与偏光显微分析所得结果一致〔图二十三，图二十四：1、2〕。而SW-09-4的点扫发现Mg、Si、O、Ca，除了Ca来自蛤粉（CaCO₃）之外，其他元素与滑石的元素组成相符，表明蓝色颜料中很可能也添加了滑石〔图二十四：3、4〕。

图二十三    第一层面纸中蓝色颜料层的SEM-EDS分析结果
1. 样品SW-07-1的检测位置 2. 样品SW-07-1的EDS谱图
3. 样品SW-07-3的检测位置 4. 样品SW-07-3的EDS谱图

图二十四   第三层面纸中蓝色颜料层的SEM-EDS分析结果
1. 样品SW-09-2的检测位置 2. 样品SW-09-2的EDS谱图
3. 样品SW-09-4的检测位置 4. 样品SW-09-4的EDS谱图

综上，遂初堂四个时期面纸的樱花图案颜料，均以片红土、蛤粉、云母和滑石调制而成。其中，片红土为红色颜料，与白色的蛤粉调和得到橙红色；云母作为添加成分，能为颜料增加闪烁的光泽效果。而滑石则可能是作为填料使用，以改善涂层的物理性能。另一方面，四个时期的浅蓝地色颜料均为靛蓝、蛤粉和滑石的混合物。少量靛蓝和大量蛤粉调和得到浅蓝色，滑石则同样用作填料。

3. 糊饰纸张种类

偏光分析表明，四层面纸的纸张纤维形态特征一致，纤维较短，无明显分节，纤维壁较厚，杂细胞体积小，导管分子较粗大，其上有网状孔纹，符合竹浆纤维特征〔图二十五〕。两层底纸的纤维形态也呈相同特征，纤维较长，有明显横节纹，纤维外壁可见明显胶衣，且纤维间散布大量草酸钙晶体，符合构皮纤维特征〔图二十六〕。

图二十五   面纸纤维的偏光显微照片
1. SW-5（面纸） PPL，500x；2. SW-5（面纸） XPL，500x

图二十六    底纸纤维的偏光显微照片
1. SW-5（底纸） PPL，200x；2. SW-5（底纸） XPL，200x

4. 糊饰胶结材料

对四层糊饰的完整剖面样品SW-W进行荧光染色，以判别胶结材料成分，实验中用到的荧光染色剂与对应鉴别物质的关系见［表二］。染色观察结果如〔图二十七〕所示。

［表二］  荧光染色剂名称与对应鉴别物质

图二十七    样品SW-W的剖面荧光染色显微照片

1. UV光下，TTC染色前，50x；2. UV光下，TTC染色后，50x；3. WB荧光下，DCF染色前，50x；4. WB荧光下，DCF染色后，50x；5. WB荧光下，FITC染色前，50x；6. WB荧光下，FITC染色后，50x

各层纸张之间的粘结剂对TTC染色均呈阳性反应，表明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图二十七：1、2〕；对DCF染色呈阳性反应〔图二十七：3、4〕，表明其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FITC染色后出现强烈黄绿色荧光〔图二十七：5、6〕，表明其中还含有大量蛋白质。此外，纸张本身也对DCF呈现弱阳性反应，说明纸张层中也存在油类物质〔图二十七：3、4〕。

根据清代《内廷裱作现行则例》，裱作中作为粘结剂使用的材料只有白面一种，结合荧光染色分析结果，可知遂初堂糊饰使用的粘结剂是淀粉浆糊。从匠作则例和其他清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清代常用的颜料层胶结材料是广胶，即牛皮胶。因此，遂初堂糊饰面纸颜料层胶结材料中的蛋白质成分很可能来自牛皮胶或其他动物胶。

传统纸张加工工艺中，有在纸张表面涂布油料或蜡的做法，以增强其防水性能。所用油料多为桐油和麻油，蜡则包括白蜡和黄蜡。由此推测，遂初堂糊饰纸张层中检出的油类物质很可能是蜡。Py-GC/MS的检测也证实了样品中蜂蜡的存在〔图二十八〕。

图二十八   样品SW-05的Py-GC/MS谱图

清代裱作中大量使用“蜡花纸”，从名称推测，应系某种涂蜡加工的纸张，说明当时的裱作匠人充分掌握了这种改善裱糊用纸性能的做法。遂初堂所用糊饰纸张应当也属此类。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对遂初堂糊饰的制作材料、工艺和营缮历史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

遂初堂四层糊饰使用的材料和做法高度一致，如［表三］ 所示：

表三   遂初堂糊饰四层面纸的颜材料分析

四个时期的糊饰均以竹纸作为面纸，在纸面上均匀涂刷一层浅蓝颜料作为地色，而后用木刻凸版刷印橙色樱花图案。单张面纸的尺寸与印版尺寸相当。此外，面纸还使用蜂蜡作了上蜡处理。

遂初堂的裱糊施工和修缮过程可以还原如下：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一年间第一次裱糊施工时，先在墙面做麻灰地仗，打磨光滑后，以构皮纸裱底纸两层，其上再糊一层面纸。此后，该处墙面曾经三次重做糊饰，但均未揭除旧有糊饰，也未重做地仗，只是直接裱糊一层新的面纸。

四个时期面纸材料和工艺的一致性，提示其制作年代可能相去不远。分析档案记载可知，遂初堂的糊饰初成于乾隆三十九年（1775）至乾隆四十一年（1777）间，而后在嘉庆和道光年间的三次宁寿宫修缮工程中，三次重新裱糊面纸，形成现存四层叠压的状况［表四］。各层面纸的制作年代也与材料工艺检测所得结果吻合。

表四   遂初堂四层糊饰的制作年代推断

从档案记载分析，“倭子纸”由江南三处织造负责办造进呈，而非浙海关办造，说明很可能是江南地区工匠仿照进口纸张自行生产的。清中期江南地区竹纸、皮纸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均十分发达，有能力成做各式色纸及印花纸。乾隆年间初次办造的一批倭子纸纹样设计十分精美，其后三次修缮时，很可能都是将此样品发给三处织造“照式办送”。因此，四个时期的面纸能够在设计、用料和制作工艺上保持一致，而艺术水准上则不可避免地存在些许差异。

附记：文中涉及的拉曼光谱测试由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李广华完成，Py-GC/MS检测由文保科技部王娜博士完成，面纸图案复原为古建部陈彤老师成果。谨此感谢三位老师的帮助。

［作者单位：李越、刘梦雨， 故宫博物院古建部；

刘瀚文，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

（责任编辑：谭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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